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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加方做法太不地道。不分青红皂白就抓人，而且，在未审判定罪的情况下，给孟晚舟戴上手铐、脚镣，直接作为重刑犯人对待，这是对中国人极大的羞辱和人格的不尊重。从中国驻加拿大使馆第一时间的声明，到外交部发言人再三强调的放人，再到外交部副部长的紧急召见加拿大大使抗议，至少传递了三个强烈的信号。

二是居民部门杠杆。我国居民部门杠杆上升较快，且可能存在低估。2017年，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为 55.1%，比上年高 4 个百分点。考虑到居民普遍存在通过借贷筹集首付的行为，且通过互联网金融，如蚂蚁“借呗”、腾讯“微粒贷”、京东“金条”等产品的借贷未计入居民负债，我国居民杠杆率可能更高。

（五）金融风险防范与治理机制完善的关系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但在一些重点领域金融风险隐患较为突出，背后是金融治理机制的建设问题。一是地方政府债务。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隐性债务风险突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部分国有企业存在隐性担保，一部分国有企业的负债实际上构成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2017年末，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已降至有公开数据以来最低的55.5%，但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仍稳定在65%左右，很大程度上源于民营企业去杠杆速度高于国有企业，表明地方政府隐性负债压力持续存在。随着地方政府融资约束硬化，其融资需求仍需有序释放，“开正门”，才能实现风险有序出清。

看点06中国理财顾问专业度有待提升随着我国家庭对财富管理越来越重视，不少家庭开始向专业权威的财富机构寻求建议。其中，可投资资产在百万以上的家庭需求率高达20%。尽管需求率走高，但家庭的实际参与度并不高，全国仅有1.3%的家庭有理财顾问，可投资资产在百万以上的家庭投资顾问拥有率也仅为5.5%。

要正确认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与控股公司模式的关系。目前的国有资本管理以“国家所有”代表“全民所有”，是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并不是公有制的唯一实现形式。党的十五大就已突破了传统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有国有和集体两种形式的论断， 提出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控股公司模式就是探索“社会所有”或 “基金（社保基金）所有”代表“全民所有”的公有制新模式。黄范章（2005）指出，公众（或“全民”）对于国有企业（或全民所有制企业）至少有三条渠道（或机制）来贯彻他们的意志和利益。一是作为劳动者通过政府的政策与计划以及企业负责人的经营决策来贯彻的， 即劳动者主权；二是作为消费者通过自己在市场上的购买来贯彻的， 即“消费者主权”；三是作为投资者直接地通过有价证券或间接地通过“基金”来贯彻， 即“投资者主权”。一旦政府的政策或计划抑或企业决策有违公众的意志和利益， 劳动者主权受到削弱，则公众不仅可运用“消费者主权” 而且更可运用“投资者主权”进行“反馈”，给予制约。控股公司模式强化了公众的“投资者主权”，比国家所有能更完满地贯彻与实现全民所有制。

但据腾势汽车相关负责人员在5月18日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目前腾势汽车内部正进行产品和销售渠道的战略调整，腾势新能源也正在加速对渠道的转型升级，未来也将正式并入奔驰的销售体系。连续4年亏损，团队分崩离析自2015年开始，腾势汽车的日子就不好过。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8年腾势汽车销量分别为2888辆、2287辆、4713辆、1974辆，同比增长分别为-20.81%、106.08%、-58.12%。